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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燒還是埋——火葬葬的千年交鋒史
發布時間：2018-08-06
先把歷史的指針撥到一千八百年前。
當時，古羅馬帝國高盧行省的里昂，正在發生一起搶奪棺材和尸體的官民沖突，沖突一方是高盧當局，另一方是基督徒。
沖突起因是這樣的：羅馬帝國禁止傳播基督教，在里昂處死了一批傳道者，陳尸于廣場，示眾六天，還要將尸體火化掉?；酵讲淮饝?，請最好的石匠打造了幾十具棺材，要按照自己的儀式為遺體下葬。羅馬士兵重劍長矛把守現場，不許基督徒靠近；基督徒手無寸鐵沖進包圍圈，要搶奪尸體。
結果不用問就知道，空手的肯定斗不過拿家伙的，老百姓肯定斗不過官府，那些基督徒不但沒能搶回尸體，連他們訂制好的石棺都被沒收了。最后，高盧當局砸毀了棺材，燒化了尸體，還把骨灰拋到了河里。你們不是想葬嗎？葬一個試試??？骨灰都不給你們，哼！
近來引發熱議的江西殯改搶棺事件
留意近來新聞的朋友，看到這描述，或許覺得似曾相識，但請先不忙聯想，待我先來說說葬與火葬這兩種喪葬方式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政治意圖。
1
外國葬儀：羅馬人怕埋，基督徒怕燒
古羅馬流行火葬，除了帝國治下信奉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希伯來人，大部分人民都偏愛火葬，上至君主，下至奴隸，葬很少，火葬很多。
比如說，在公元1世紀，古羅馬十二位皇帝當中有八個是火葬的。另據Richard Jones《Burial Customs of Rome and the Provinces》（《羅馬及諸行省的喪葬習俗》）一文詳細考證，從公元前25年到公元37年，86%的羅馬公民選擇火葬；從公元41年到公元96年，這一比例上升到了95%；而從公元98年到公元180年，火葬比率穩定在90%左右。
羅馬人本來的習俗是葬，后來之所以盛行火葬，一是因為戰爭，羅馬人愛打仗，而且作戰半徑越來越大，死在敵國地盤上的人,要都把尸體運回本土安葬，成本太高，不如就地火化，把骨灰運回去就行了。第二個原因是受了希臘“靈肉分離”文化的影響，“靈肉分離”又叫“靈肉二元論”，說的是靈魂被禁錮在肉體中，只有將肉體完全毀滅，靈魂才能自由飛升。我們熟知的古希臘哲學家，例如蘇格拉底、柏拉圖、畢達哥拉斯，都秉持這種思想，把火葬看成最合理最潔凈的喪葬方式。在這一思想影響下，羅馬人漸漸相信，如果想盡快讓一個好人的靈魂升入天界，就要趕快把尸體燒了；如果想把一個壞人的靈魂趕回地獄，也要趕快把尸體燒了，否則會讓活人不得安寧。據古羅馬傳記學家蘇維托尼烏斯敘述，羅馬人在為變態皇帝卡里古拉舉行火葬時，活兒做得不徹底，尸體只燒了一半，被埋入土中，結果卡里古拉的鬼魂經常跑出來為禍人間，直到卡里古拉的姐妹挖出尸體，重新火化，墓園附近的居民才睡了個好覺。
羅馬帝國疆域梁闊，民族眾多，不可能都支持火葬。當高盧省當局準備火化傳道者的尸體時，圍觀的基督徒之所以搶尸，正是因為那時候的基督徒反對火葬。
他們為什么反對火葬呢？因為他們相信死后可以復活，而復活是需要肉體的，如果把肉體燒成了灰，還怎么復活呢？使徒保羅自信滿滿地說過：
如果我們已隨基督而死，我們相信，我們也會隨他而活。我們知道基督曾經從死里復活，他再也不會死，死亡對他已經沒有任何效果。
那時候的基督徒不怕死，但是害怕火葬，在他們的觀念中，火總跟地獄扯上關系，只有作惡者才會被扔進火獄中受到懲罰。即使在基督教興起之前，在古代希伯來人的生活中，火也是一種懲罰罪犯的工具，不應該用在行善者的遺體上。
基督教早期傳播的時代，也是古羅馬盛行火葬的時代，但羅馬政府之所以非要燒掉傳道者的尸體，倒不是為了進一步推行火葬，而是不想為基督徒再次傳播“復活”留下機會。所有人都知道，耶穌基督受刑而死，尸體沒被火化，他的追隨者“看到”了他的復活，以至于追隨者變得更多。
2
中國傳統：葬是主流，火葬是忤逆
現在我們從古羅馬，回到我們溫良恭儉讓的中國。
古代中國有沒有火葬習俗？當然有。當代考古發現，從遼東半島到黃河上游，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，墓葬遺址中均有火燒人骨，應該都是原始火葬習俗的證據。有的學者表示反對，說那不是火葬習俗，而是吃人習俗。這個說法倒不是沒可能，可是在一些遺址中，燒剩的人骨被擺得整整齊齊，旁邊的陶罐里還裝著骨灰，如果硬要說這是原始部落燒烤人肉的遺址，未免牽強，除非那些原始人吃燒烤人肉如同上海人吃螃蟹那般閑情雅致，吃完剔凈以后，還要再拼出一個完整的殼兒來。
臨洮寺洼山墓葬出土的存骨灰陶罐
原始社會且不說它，我們主要看帝制時代。在帝制時代，儒教占主流。儒教不談靈魂，不信復活，但是極為重視孝道。身體發膚，受之父母，毀傷自己的身體屬于不孝，毀傷父母的遺體更是十惡不赦的大罪。所以至少從唐朝開始，朝廷正式頒布的律令中已經開始明確禁止火葬了。
制定于唐朝的《唐律疏議》和修訂于宋朝的《宋刑統》都有這條規定：
子孫于祖父母、父母，……燒棺槨者流二千里，燒尸者絞。
祖父母和父母死后，后代子孫如果將其尸體裝在棺材里燒化，流放兩千里；如果直接將尸體燒化，處以絞刑。
《大元圣政國朝典章》第三十卷也有記載：
除從軍應役，并遠方客旅，諸色目人，許從本俗，不須禁約，據土著漢人，擬合禁止，如遇喪事，稱家有無，置備棺槨，依理埋葬，以厚風俗。
這是至元十五年（1278年）元朝中書省出臺的禁令，除了守衛邊疆的軍人、遠行貿易的商人、蒙古治下的色目人，可以不必遵守禁令，該火葬的火葬，該水葬的水葬，該天葬的天葬，漢人則必須葬。
到了明朝初年，朱元璋下了一道在全國范圍內嚴禁火葬的圣旨。
朱元璋的意思是說，最近百余年來，國人受胡人影響，親人去世不埋葬，用火燒掉，將骨灰撒到水里，這是最傷害親情、最敗壞風俗的做法，必須禁止。如果家里太窮，買不起墳地，地方政府有義務撥付空地，建造公墓；如果在外地做官，死后無法歸葬，朝廷有義務發給其家屬喪葬費，讓死者得以歸葬家鄉。
滿清剛發跡時，女真貴族通行火葬，例如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都是火葬，入關后的第一代皇帝順治及其孝康皇后和孝敬皇后也是火葬，康熙朝重臣索尼和遏必隆均為火葬。但是到了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，明令禁止火葬的上諭長篇大論地出臺了：
古之葬者厚衣之，以薪葬之中野，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，所以通變宜民，而達其孝心也。本朝肇跡關東，以師兵為營衛，遷徙靡常，遇父母之喪，棄之不忍，攜之不能，故用火化，聊以遂其不忍相離之愿，非得已也。自定鼎以來，八旗蒙古各有寧居，祖宗墟墓，悉隸鄉土，喪葬可依古以盡禮。而流俗不查，或仍用不化，此狃于沿習舊俗，不思當年所以不得已才出此之故也。朕思人子，事親送死，最為大事，豈可不因時定制而痛自猛醒乎？嗣后除遠鄉貧人不能扶柩還里，不得已攜骨歸葬者，姑聽不禁外，其余一概不許火化。倘有犯者，按律治罪，族長及佐領等隱匿不報，一并處分。
雍正這條上諭，主要是針對滿人。滿人入關后，仍然保留著老傳統，無論旗主還是旗民，死后均以火葬為主，被漢族士大夫看不起。所以雍正為他的老祖宗找出一套理由說，當初的火葬都是不得已，現在條件好了，滿人當家做主了，怎么能繼續火葬呢？以后除了死在邊遠地區的窮人，統統不許火葬，誰敢觸犯禁令，朕就收拾誰！
清末喪葬習俗
3
宋朝最流行火葬
諸君想必看得出來，古代政府與現代政府在喪葬政策上完全相反，推廣葬，禁止火葬。
從唐朝到清朝，歷代朝廷都在禁止火葬，到底有沒有把火葬給禁掉呢？肯定沒有。
《美國歷史評論》第九十五期刊登過一篇《宋朝的火葬》，作者埃布莉是美國學者，她的考證結論是，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流行火葬的朝代，平均每一百人去世，其中會有將近三十人被火葬。
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顧炎武在《日知錄》中寫道：“火葬之俗，盛行于江南。”
看過《水滸傳》的都有印象，武大郎死后是火葬還是葬？沒錯，也是火葬。
潘金蓮要求“只三日便出殯，去城外燒化”。仵作何九叔的伙計們一大早趕到，與街坊一道，將武大遺體抬到陽谷縣城郊外一處火葬場，連棺材帶尸體一起燒掉，棺材燒完，骨灰被撒到火葬場上的“撒骨池”里。何九叔還趁潘金蓮帶著送葬的街坊去火葬場旁邊的“齋堂”吃飯之機，拾了幾塊骨頭，成為此后武松殺嫂的重要物證。
小小一個縣城，既有火葬場，又有撒骨池，說明當地人早已習慣了火葬。
《水滸傳》寫于元末明初，而武大郎火葬這段情節，反映的正是當時現象，火葬在民間根深蒂固的現象。
4
葬與火葬，背后是經濟賬
問題在于，儒教鄙視火葬，官府打壓火葬，古代中國的老百姓為何還如此熱衷于火葬呢？
答案在于兩個字：便宜。
搞葬，總要買棺材、買墓地吧？總要修墓吧？總要雇人把棺材抬到墓穴里吧？費時費力，也費錢。改成火葬，最多買一具棺材，連人帶棺一把火燒掉，骨灰往撒骨池里一撒，萬事大吉，用不著買墓地。
當然，宋朝人火葬之后，有時會把骨灰存到瓷器燒造的骨灰罐里，再把骨灰罐放入棺材，最后還要入土為安，相當于先火葬、后葬。像這種情形，一般是官員或商人死于外地，家屬想把尸體運回老家安葬，可是路途遙遠，有沒有防腐的技術，尸體會在半道上爛掉，不得已，只好火葬，把骨灰運回去。本質上說，這還是為了節省成本。
公元1066年，蘇洵死在首都開封，朝廷賞給蘇軾兄弟白銀一百兩、絲綢一百匹，作為蘇洵的安葬費，又派官船護送蘇洵的尸體回四川眉山。蘇軾和弟弟蘇轍坐著官船扶柩還鄉，一路上花了半年時間，若無朝廷撥款，蘇軾兄弟很可能會在開封把蘇洵燒掉，畢竟路途遙遠，“不焚之，何以致其歸葬？”
5
活人死人爭地，該如何解決
現在推廣火葬，有一個理由是節省土地，意見領袖對這個理由鳴鼓而攻之，說葬并不浪費土地——木質的棺材埋入土中，過上一百年兩百年，棺木與尸體一起化為泥土。倘若后人不來添墳掃墓，墳頭也會變得越來越小，直至與地面齊平，絲毫不妨礙耕種。不過根據文獻記載，葬其實是相當浪費土地的，古代之所以流行火葬，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土地緊張，窮苦百姓買不起墓地。
《宋史》第四百三十七卷記載湖北風俗：“死則不葬，而畀諸火。”死了不埋，扔進火堆。為啥？《夷堅乙志》第九卷有相關解釋：“鄂州地狹而人眾，故少葬埋之所。”湖北人多地少，土地緊張，死人與活人爭地，活人當然優先考慮。城郊的空地不能種莊稼，墳頭密密麻麻，見縫插針都插不進去，沒辦法，只好在舊墳上面添造新墳，是把棺材放在舊墳上，再覆蓋一層土，把棺材蓋住就行了。把死人的陰宅都搞成了小復式。
非止湖北，整個宋朝都是人多地少。宋徽宗時，人口突破一億大關，超越以往任何一個朝代，但疆域卻比漢唐時期小得多，人均耕地少得可憐，假如還像以往的朝代那樣盛行葬，宋朝人真的會餓死一大批。
范仲淹的兒子范存仁當過太原知府，太原人多地少，老百姓珍惜土地，不愿葬，只搞火葬。范存仁作為正宗儒家門生，從意識形態上認為火葬不好，燒毀父母身體，簡直十惡不赦。所以他派下屬到民間訪查，凡是火葬的，把骨灰搜集起來，官府出資，埋入墓地。他在太原干了一任知府，埋葬了三千多個死者的骨灰。
上述故事見于《宋史》，修撰《宋史》的人是將范存仁當做好官來歌頌的。不過站在純經濟立場的角度看，范存仁為了維護葬的舊習，害得太原又損失一大片耕地。
作為受過唯物主義教育的歷史愛好者，我向來贊成火葬，反對葬。但絕不贊成那種“強制收繳集中銷毀”的搞法，因為方式太粗暴，配套太落后，太急功近利，既不能節省土地，又容易激起民憤，還非常有可能增加老百姓的殯葬成本。
合理的火葬配套政策是這樣的：
第一，全面開放火葬場和殯儀館，自由準入，市場調節，將尸體運輸費、遺體整容費、火化費、骨灰托管費迅速降下來。當然，這樣一來，有關部門會損失一大筆收入。
第二，既要推廣火葬，更要改良葬，盡快做到火葬后不再葬（現在農村大部分地區都是這樣搞的，先被迫火化，再把骨灰盒和棺材埋到墳里）。如果葬，則嚴格禁止磚砌墓室和水泥澆筑，否則才是真正的浪費土地，幾百年都無法復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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